编者按
近年来，人类对世界非确定性、非线性演化的经验越来越丰富，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技术革命……“黑天鹅”与“灰犀牛”频频出现，当不确定性成为常态，相比通过已知过去预测未来，构建适应性秩序或许更为重要。通过对塔勒布和渥克所著两书的理解，本文试图探讨人类的认知转型，更是通过我国“多难兴邦”的古训，深化了对在危机中捕捉机遇、将危机蜕变为动能的理解。
如何应对不可预知的未来
文 ｜ 李尧远、赵一诺
（《读书》2026年3期新刊）
在传统的确定性认知范式影响下，我们倾向于将世界理解为“确定的、因果的、线性的、对称的、正态分布的、回收收敛的”形态，然而，这一范式正遭遇现实世界诸多重大事件的冲击，举其荦荦大者，如金融危机、气候变化、新冠疫情、技术革命等。这些非线性演化现象印证了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Nassim Nicholas Taleb）在《黑天鹅：如何应对不可预知的未来》（以下简称《黑天鹅》）中“世界越来越走向极端斯坦（Extremeistan），越来越不受平均斯坦（Mediocristan）的统治”的论断，其不可预测性彻底打破了平均斯坦的统计学幻想，迫使我们正视“预言失灵”的现实常态；与《黑天鹅》形成理论互文的《灰犀牛：如何应对大概率危机》（以下简称《灰犀牛》）中，米歇尔·渥克（Michele Wucker）提出“灰犀牛”概念，揭示了集体无意识导致显性危机治理滞后，最终演变为系统性危机的深层弊端。两书在危机认知领域的理论交叠共同终结了“通过已知规律掌控未来”的确定性幻想，而这也指向了现代危机管理的核心命题：当不确定性成为常态，构建适应性秩序的重要性已超越对确定性预测的徒劳追求。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特殊语境中，这种认知转型尤具现实紧迫性。我国顶层设计中规划设置发展与安全辩证统筹的核心议题，安全生产形势的整体好转彰显“双重预防机制”的实践智慧，污染防治攻坚战赢得“蓝天保卫战”的显著成效，共同反映出中国传统治理思维的现代性嬗变。当前全球关税壁垒加剧、供应链重组与技术封锁并存，人类社会正从“温和随机性”转向“疯狂随机性”，危机认知不再局限于学理探讨层面，更直接关联国家治理能力梯次。在此语境下，亟须强化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本质认识，超越传统被动危机应对模式，主动构建与不确定性共生的治理智慧。
一、认知谬误的自我觉察
人类习惯以过往经验揣度未来，塔勒布在《黑天鹅》中以“火鸡寓言”深刻解构这一认知惯性——前一千天被稳定投喂的火鸡，最终在感恩节遭遇屠宰。这一寓言深刻隐喻了现代危机认知的局限，正如塔勒布所言：“黑天鹅是关于结果认识限制的，包括心理学以及哲学层面的单个或者集体知识限制。”这一洞见超越了经典危机管理的范畴，为极端危机认识论奠基。
《黑天鹅：如何应对不可预知的未来》2019年版封面（来源：douban.com）
塔勒布的理论建构始于对现实世界的二元划分——“平均斯坦”与“极端斯坦”，前者稳定、温和且具有可预测性，个体差异较小且遵循正态分布，如人类身高、体重等自然现象皆属此类；后者充满突破性、极端事件和跳跃式变化，少数极端事件即可改写整体格局，譬如财富、收入、字典中某个字的使用量等现象。现代社会正快速向极端斯坦演进，金融波动、科技颠覆皆为例证。在此框架下，塔勒布将极端斯坦中罕见且冲击性极大的事件定义为“黑天鹅”事件，并归纳出其三重特性：稀有性、极大的冲击性和事后可预测性（不是事前可预测性，因为人的本性促使我们在事后为它的发生编造理由，使它变得可解释和可预测）。
对认知偏差的解构形成黑天鹅理论的纵深，塔勒布以犀利的笔触，通过将哲学思辨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式，揭示了人类认知机制中根深蒂固的多重谬误。第一种认知谬误表现为叙述谬误，简言之，人类基于寻求确定性的本能，倾向于在复杂现实中为随机事件构建因果链条，在降低信息处理成本的同时易导致对不确定性的系统性忽视。第二种为证实谬误，体现为选择性信息采集机制，个体往往主动接收与既有认知一致的证据，过滤相悖信息，进而形成自我固化的认知闭环。这种信息处理偏差在危机评估中尤为显著，表现为对历史既有案例的认知强化，却对潜在危机信号保持认知惰性。第三种为沉默的证据谬误（也即幸存者偏差），其指向历史叙事的完整性缺失，人们往往在关注显性的成功样本时，会忽略未被记录的失败案例，最终导致概率判断失真。第四种为游戏谬误，即人类习惯将复杂世界抽象为规则明确的封闭系统，却忽视现实的极端混沌无序属性。这种认知错位在极端斯坦环境中尤为危险，因为任何预设的游戏框架都可能被突破性事件彻底颠覆。多重认知谬误共同构成了认知偏差的生成机制，致使人们错把经验归纳的投射结果等同于现实本体。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对自身认知局限的不自知催生出“预测之耻”，即人们错误地高估自己准确预测未来事件的能力，却在“黑天鹅”事件面前显得尤为脆弱。
塔勒布对可模型化极端事件的理论延伸，为后续研究提供了逻辑接口，而渥克提出的“灰犀牛”式危机，正是对“黑天鹅”理论的补充与发展。她将具有高概率发生潜力、强冲击后果却被系统性忽视的危机定义为“灰犀牛”事件，并构建了包含六个阶段的行为演化模型，从抵触否认阶段的危机漠视，到得过且过阶段的拖延应对，再到审慎诊断、恐慌应对、行动变革直至灾后反省，完整揭示了人类面对显在危机时的典型认知僵化与行为滞后机制。二〇〇八年次贷危机的演进轨迹——金融机构的认知僵化、监管层的放任态度、危机后的恐慌响应等，构成了这一理论的经典现实演绎。
《灰犀牛：如何应对大概率危机》2017年版封面（来源：douban.com）
两种理论的碰撞构建了危机认知的互补性建构：黑天鹅事件指向本体论层面的“未知的未知”，即超越现有认知框架的极端不确定性，警示经验主义的人类认知傲慢；灰犀牛事件则聚焦方法论层面的“已知的未知”，即强调被人们主观忽视的显在危机，本质上是对早期危机应对行动怠惰的批判。在不确定性常态化的当代语境下，这种理论并置具有特殊意义，它要求主体突破单一危机认知的局限，既承认人类理性在极端斯坦中的应用边界，又警惕在可感知危机前的决策惰性，在黑天鹅的遽然振翅与灰犀牛的渐进冲击之间，构建兼具开放性与审慎性的认知理性体系。
二、认知偏差的制度投射
在现代社会中，制度本应是我们应对各种危机和不确定性的关键中枢。然而，当个体认知的幽微偏差渗透进现代社会的制度内里，便会在制度设计、执行与变迁的链条中催生出结构性风险，侵蚀现代治理体系的理性根基。
人们总是误以为世界比实际更为清晰可辨、易于揣度，叙述谬误在制度设计中便表现为对确定性的过度追求，将复杂且不确定的现实简化为可量化的因果逻辑，进而形成“伪精确化”倾向。以日本福岛核事故为例，东京电力公司依据一八九六至二〇〇〇年间二十一次海啸观测数据构建“百年一遇”的防御标准，将历史极值设定为安全边界并据此设计海啸防御工事，其本质是将极端斯坦压缩为平均斯坦的确定性幻想，最终在超出模型预测的海啸面前彻底失效。游戏谬误则进一步放大模型化思维的局限，制度设计过度依赖封闭性概率模型，忽视现实的混沌属性，福岛核事故中设计方未考虑模型外的极端场景，正是将复杂灾害问题简化为数学游戏的必然结果。沉默的证据谬误则造成制度设计的经验盲区，设计方仅参考历史上显性的灾害案例，忽略未被记录的失败教训，部分地区防洪工程仅借鉴中等规模洪水的应对经验，未考虑极端降水引发的超标准洪水，便是对“沉默失败”认知缺失的典型例证。
2011年，日本“3·11”大地震引发的海啸中，部分海岸防御系统未能发挥作用（来源：theb1m.com）
更深层的矛盾在于，任何制度系统都天然排斥反证，这使得制度变迁过程易陷入证实谬误主导的“数据筛选—模型优化—结论强化”闭环，进而在迭代中形成认知盲区——预测精度的提升反而掩盖了不确定性的现实存在，最终形成“预测越精确，盲区越隐蔽”的脆弱悖论。恰如福岛核电站事故调查报告所显示的，那份曾被忽视、被搁置的提醒——二〇〇八年的内部评估报告早已预警了超设计标准海啸的可能性。
当制度进入执行阶段，人类对确定性流程的路径依赖和对不确定性冲击的本能排斥，催生出以既定规则应对所有危机场景的思维惰性，这一惰性本质上是“预测之耻”与沉默的证据谬误的叠加，进而导致制度在面对动态变化时呈现出应急僵化、机械执行的弊端。以二〇二〇年全球新冠疫情初期的防控实践为例，英国政府依据“帝国理工学院模型预测病毒将自然衰减”的所谓经验，在医疗资源储备不足的情况下坚持“群体免疫”策略，实则是将单一历史经验固化为刚性规则，既高估了自身预测能力，又忽视了新型病毒的特殊性（即未被记录的未知风险），最终错失防控先机。科层制的激励结构进一步放大了证实谬误与不作为偏好，官僚体系中不乏《灰犀牛》所揭示的决策逻辑——“我们之所以会得过且过，是因为我们认为，一旦做出错误决定我们的结局会很悲惨，远比不作为的结局要悲惨得多。”这使得决策者倾向于接收与既有政策一致的信息，过滤相悖的危机信号，进而催生制度惰性。美国加州山火救援中，联邦应急管理署严守“火灾规模分级响应制度”，未及时调动跨区域资源，正是证实谬误下“合规免责”优先于实际成效的典型表现。
2025年11月20日，英国新冠疫情公共调查委员会在其最新报告中批评英国政府在疫情初期的应对“太少，太迟”，图为欧洲新闻台（Euronews）对此的报道（来源：euronews.com）
上述困境本质是认知谬误“规模放大”后的制度化投射，易言之，人类在预测危机的同时创造了更大风险，在追求稳定的过程中亦丧失了适应能力。然而，这并非无解的死局，纾解困境的思路已在前文埋下伏笔，既然“世界由极端未知事物主导”，便需摒弃对确定性的过度执着，为“无知”预留空间。唯有接纳塔勒布的“反脆弱性”与渥克的“危机转化”理念，现代制度才能从“确定性追求”转向“不确定性适应”，即在设计中预留容错空间，在执行中建立弹性机制，在变化中保持开放认知。
三、适应不确定性的可行方案
在认知偏差与制度投射的双重透视下，我们亟须寻找应对不确定性的破局之法，塔勒布的启示尤为深刻：“既然黑天鹅事件是不可预测的，我们就需要适应它们的存在，而不是天真地试图预测。”融合两书的互补性智慧，可从“杠铃策略”、冗余保险的反脆弱建构和行动积极化、危机机遇化等维度构建应对不确定性的解决方案。
塔勒布提出的“反脆弱”理念，为我们提供了有别于传统危机管理被动防御的思维指引，其核心在于构建能够从不确定性中获益的系统架构。源自金融领域的“杠铃策略”，正是这一理念在实践中的创造性转化与应用。“杠铃策略”旨在将资源通过非对称的两极化配置实现风险与收益的动态平衡，即大部分用于保守、稳定、低风险的基础领域，作为安全防护；另小部分则投资到高回报、高风险、高潜力的创新前沿，以捕捉突破性机遇。这种“双峰”非对称配置既规避了中庸配置的危机模糊化陷阱，又为系统保留了应对极端变化的突破性进化空间。
“杠铃策略”示意图：左侧为“低风险”区，对应保守、防止损失的资源配置；右侧为“高风险”区，对应进取、高回报的投资（来源：researchgate.net）
此外，冗余保险作为亿万年生物进化与自然选择塑造的生存策略，亦为反脆弱性制度设计提供了重要方案启示。从生物体通过双眼、双肺、双肾的冗余配置抵御器官损伤，到生态系统通过同生态位多物种共存实现物种间的迅速补缺，这种看似“低效”“浪费”的配置，实则是为不确定性预留的“呼吸空间”。其背后的生存智慧揭示了复杂系统的根本法则：极端斯坦环境中的稳健性，源自对未知冲击的弹性预留。面对不确定性，冗余配置具有不可忽视的实践价值。例如深圳“先行示范区”在《改革创新促进条例》中明确改革试点的“容错免责”机制，允许在科技创新、营商环境等领域开展突破式探索，使城市系统在不确定性中保持持续进化能力。微观层面亦然，个人在职业技能、财务储备、知识体系等多维度的能力冗余，于组织层面预留试错空间与配置弹性资源的冗余设计，均可有效提升反脆弱性。
应对灰犀牛式危机，需要采取更为积极的自主行动方案。渥克强调：“躲避灰犀牛式危机的侵扰，最好的办法就是彻底越过恐慌期，并且尽快从判断期进入行动期。”在应对灰犀牛事件时，全书的底层逻辑与最终目标均聚焦于破解“已知危机的应对惰性”，推动人们尽快行动起来。她提出的系列举措在现实实践中对压缩危机认知与行动响应的时间差大有裨益，即让新思想源源不断进入商讨和决策领域以防范集体思维固化，聚拢分散独立的预测信息以获取真实准确的现实图景，变革奖惩机制以激励及时自主解决问题的行动，借鉴流行病学、飓风、龙卷风、海啸等反复出现的灰犀牛式危机的防御机制，建立自动运行的预设响应机制等。
更深层的方案，在于渥克揭示的“把危机定义成机遇”的核心逻辑，即将危机视为系统缺陷的显影窗口与制度创新的优化契机，而人类的认知倾向会驱动自身对有利可图的事情主动开展行动，这就为反脆弱哲学注入“认知—行动”的转化方案。中国新能源产业的逆势崛起完美诠释此理：在全球气候变化这一灰犀牛事件的冲击下，中国重金布局可再生能源与绿色技术，借势培育出一批国际知名的新能源企业，将环境约束转化为技术跃迁的催化剂，进而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成为灰犀牛式危机转化方案的一个注脚。危机转化的基础，更在于社会对危机的广泛认知与共识凝聚。渥克提醒我们，应积极把握灾后建立未来危机防御体系的最佳时机，培育社会系统对危机信号的敏锐感知与快速响应能力。汶川地震后我国构建的防灾减灾体系，便清晰呈现这一转化链条：通过设立“全国防灾减灾日”、推广社区应急演练、组建基层防灾队伍，推动社会从“灾后应对”转向“事前预防”，让基层成为灾害防御的首道屏障。这种“以灾为鉴”的集体认知提升，正是渥克危机转化路径的中国本土化实践。
置身于不确定性常态化的当下，我们需深谙“反脆弱性”与“把危机定义成机遇”的融合之道，既要善用“杠铃”与“冗余”策略，在保守与冒险的经纬线上精准落子，在稳定安全的基本盘上争创收益；又要在危机泥沼中挖掘机遇、强化自身，在精准识别潜在机遇后果断出击，方能在不确定性的时代惊涛骇浪中扬帆远航。
应对不确定性（来源：uchicago.edu）
四、结语
读罢两书，掩卷沉思，不禁惊觉其中理论竟与华夏文明“多难兴邦”的古训形成跨时空呼应。这两部著作虽聚焦不同危机形式，最终却共同指向一种思路：遭遇挑战时，苦难本身并不会自然转化为进步动力，唯有通过文化基因的激活、制度韧性的锻造与集体意识的凝聚，才能实现由“危”到“机”的创造性转化。《左传》有言：“或多难以固其国，启其疆土；或无难以丧其国，失其守宇。”其中将危机视为蜕变动能的辩证智慧，与两书中心思想的契合性彰明较著。
两书对危机认识的发蒙解惑，最终凝结为对读者的殷切期许。在不确定性成为新常态的当下，我们既要听取塔勒布的警诫，在认知层面突破多种谬误的藩篱，也要践行渥克的倡导，在行动层面矫正“得过且过”的惯性。真正的适应力，源于对认知局限的持续觉察、对制度僵化的主动革新，以及在危机中保持奋发蹈厉的行动勇气。当我们最终学会在不确定性中孕育韧性，在危机中捕捉机遇，便不仅是对西方“反脆弱”理念的本土化诠释，更是对“多难兴邦”古训的时代性续写。
（《黑天鹅：如何应对不可预知的未来》，[美]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著，万丹、刘宁译，中信出版社二〇一九年版；《灰犀牛：如何应对大概率危机》：[美]米歇尔·渥克著配资利息计算公式一览表，王丽云译，中信出版社二〇一七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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